马树超（口述） 郭文富（整理）

2004年初，《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发表过我写的一篇文章《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条件保障的思考》，这是一篇以我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上的发言为主整理形成的专访专稿，今天再读这篇文章，并与年轻学人交流，抚今追昔、继往开来，期待在新时代改革发展大潮中现代职业教育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一、文章的背景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党的十六大指出，21世纪的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关键在人才，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为此，中央提出要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又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础建设。教育部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并部署研究任务，推动了职业教育体系研究工作。写作背景主要如下：

一是2002年国务院第四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任务，这次会议也是我们国家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专门研究部署职教工作的会议，朱镕基总理出席会议并作大会报告，称德国现代学徒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

二是2003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布置给学术委员会的研究任务，我当时是学术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研规划项目办公室负责人。学会科研规划项目办公室当时设在上海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简称上海职教所），是做好学术委员会研究项目的一个重要机构。

三是当时“上海职教论坛”也接受了相关研究任务。负责“上海职教论坛”的杨金土老司长是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薛喜民、上海职教所前任所长成永林、副所长黄克孝等都是“上海职教论坛”主要专家，举行了多次研讨。

我于1999年从上海市政府研究室调任当时中德政府合作的上海职教所担任所长工作，具备了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的重要平台，为开展职教科研提供了更好的契机。

这是中德政府合作的现代职业教育研究平台，兼有德国职业教育体系模式顾问资金与中国职业教育领导专家院校支持等多重优势。1990年开始，中德政府合作的上海职教所率先建立，此后，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辽宁职教所先后成立，三个职教所吸引了当时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为数不多的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我担任上海职教所所长期间，教育部职教所所长是黄尧司长（教育部职成司司长），副所长是余祖光研究员、刘京辉博士，姜大源研究员是所学术委员会秘书长，还有赵志群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职业教育研究人员；辽宁职教所所长是张传义，还有徐涵、高鸿、董新伟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职业教育研究人员；上海职教所汇集了黄克孝、杨黎明、雷正光、郭扬等一批优秀的职教研究人员，他们在开展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尤其是政策研究方面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这个平台，我有机会多次到德国进修学习、考察交流。例如，1999年我去德国进修学习两个多月时间，中德双方精心设计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模式和运行机制”进修学习主题，并邀请联邦德国职教研究所所长匹尔兹教授、不来梅大学劳耐尔教授、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姜大源教授等著名职业教育专家为我授课讲解交流。

因为有这个平台，上海职教所前任所长成永林联合教育部职教司原司长孟广平、杨金土等，以及上海市教委老领导薛喜民和严雪怡、黄克孝等组建的学术研究组织“上海职教论坛”经常开展的学术沙龙，使我有机会领悟职业教育老领导老专家努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学术风范。

因为有这个平台，当时上海职教研究所有3个德国专家长驻所里正常上班，他们还负责每年邀请德国职业教育专家到职教所短期访问指导，开展“双元制”教学改革实验等。由于经常和德国专家在一起工作，使我有机会熟悉中德政府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工作流程、熟悉中德合作经费使用比例结构、采购询价报销程序规则与执行要求等，更有机会了解德国职业教育专家对规则的敬畏与对工作的严谨态度。融入这样的研究平台，就必须珍惜这样的机会，努力工作。

（郭文富：作为一名年轻学人，跟随马老师学习多年，如今再读这篇文章，仍然感受到鲜明的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体现了他一贯的科研作风，“视野开阔、贴近实际、富有创见性和可操作性”。实际上，我理解这是马老师学术发展脉络的必然体现，丰富的阅历和多学科的积淀，成为他从事职业教育研究至为关键的基础。

1970年到黑龙江下乡，在黑龙江兵团的造纸厂工作了八年多，做过制浆工人、工段长和车间副主任，拥有了德国专家认为搞职业教育研究需要的企业工作经历，为他对生产流程、岗位规范和职业能力要求有了较好的理解与认识；恢复高考后，他进入全国理工科类重点大学学习天气动力学，并留校担任天气动力专业实习教师、中层管理干部，对高水平研究应用型大学的教学、管理、科研过程等有了基本的认识；此后1987年开始在全国重点师范大学的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的全日制研究生学习经历，进一步加深了对高等教育管理的理解，1989年毕业后在上海智力开发研究所从事教育发展政策等的研究，以及参与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教育发展项目研究经历；1996年调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开展有关上海经济、社会、城市、教育、再就业工程等相关项目调研与报告起草工作，进一步拓展了系统性研究能力，实践、体会了问题导向及其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等。可以说，从上山下乡到造纸厂工作，恢复高考理工科专业学习与教学，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学习经历，以及在上海智力开发研究所参与教育发展研究和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参与教育与就业等政策研究经历，都为日后从事职业教育发展政策与教学改革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发展基础。）

二、针对的问题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涉及的内容广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从内涵界定、教育目标、层次结构、教育形式、办学机制、办学模式、就业制度、社会环境、管理体制、评价方式等各方面深入研究。既要关注当前的现实问题，也要有长远的战略思考。既要有总体规划，也要有分阶段的具体目标。既要关注世界范围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更要紧密结合我国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这是国家任务，政府要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还要运用市场机制，调动行业、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教育、劳动人事、经济部门更要紧密配合，才能更有效地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职业教育体系的正常运行，必须具有与其相适应的保障条件。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闻名世界，其实践特点可以给予一定的启示。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运行的保障条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构建了双重法律保障机制。作为公共机构的职业学校按照所在联邦的州学校法运行；而企业的学徒培训则拥有专门的职业教育法。二是形成了私营企业与公共财政的双元投入经费保障机制。企业雇主主要承担企业学徒期的培训经费，并给予其生活补贴；而作为公共职业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其所在联邦州的公共财政投入。三是建立了多元的科研保障条件。德国职业教育的科研力量十分强大，包括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联邦劳动总署研究所、经济研究机构中的职业教育研究人员、大学从事职业教育学的科研人员，以及各联邦州教育研究所中的职业教育研究者等五大方面。其中，仅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就拥有研究人员400余人。四是形成了企业学徒培训与职业学校教育的双重管理体制。作为公共职业学校，其学校运行主要由各联邦州的文化教育部管理；作为企业的学徒培训，则由其相应的行会主管等。在这样的条件保障下，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得以正常运行，并对德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提出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文章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是阶段性的具体表现。我国职业教育体系进程的不断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基于发展的需要，提出合理的政策安排，并因时因地进行动态调整，推进制度创新，充分体现了政府的统筹和引导作用。例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逐步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初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提出建立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且强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提出“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指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3个重要特性，即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5个重要目标，就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经验上升到立法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定位，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规定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6大任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产教深度融合、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不同层次职业教育有效贯通、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推出“一体、两翼、五重点”的系列重大举措，体现了系统化设计、工程化推进、协同化作战的总体思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入通过更好发挥制度优势、组织优势，统筹兼顾、以点带面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四、反思与展望

总体上看，国家有关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文件，都是一脉相承的，其根本目的都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只不过是针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主要任务，采取一些不同的做法及要求。党的二十大要求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但职业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瓶颈难题。近年来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不受社会认可问题更加突显，中职学校办学基础薄弱，“空、小、散、弱”问题突出，高职学校三年扩招413万人，严重稀释了教学资源。发展职业教育缺乏动力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学校、家长、企业和社会等尚未充分认识职业教育的价值，高技能人才的重要作用和战略地位未被重视，职业教育难以得到认同和支持。学历型社会下的学历、能力与贡献的价值不同，严重影响各级部门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建设。正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所指出的，技能人才成长的配套政策不够完善是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职业教育有没有前途，关键就在能不能撬动技术工人的社会待遇和社会地位。

职业教育发展不仅需要法律、制度和政策推进，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和心理期待。新时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推动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加快建设等任务要求，都对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提出更高期待。2022年，人社部《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已出台“新八级工”制度，在原有的“五级”基础上，往下补设学徒工，往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完善技能要素参与分配制度，强调用人单位在聘的高技能人才比照相应层级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这些政策的推进和落实，进一步完善了职业教育体系的条件保障，将有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使其成为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支撑。

新百年新征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更加需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引导社会价值认同，缩小三类教育的价值认同差异，这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也是弥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短板的需要。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条件保障永远在路上，期待新时期职业教育体系不断有更好的条件保障和社会环境。（作者马树超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上海市职业教育协会会长，研究员；作者郭文富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博士）